北京艾国纸烟厂的创始人黄思勇获得了一等奖。

上海的吸烟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广泛推广，也许比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具社会包容性。几乎每一个吸烟的上海人都消费用纸包着的香烟，包括那些工薪阶层和贫困劳动者。天津、广州等沿海或沿江的条约口岸城市也是如此。

在条约口岸之外，大规模采用机制香烟要慢得多。北京就是一个例子。

香烟比上海更晚传入北京。第一批进口品牌，如孔雀、品海、自行车，直到1900年左右才开始销售。辛亥革命迎来了民国初年的“洋装热”，随后北京的香烟销售有所好转。香烟，连同卡其布制服、西装、草帽和皮鞋，被许多上流社会居民视为新时代的象征。1911年后不久，香烟专卖店开始出现在城市的新商业区。五年内，多达300家商店出售香烟。到了1913年，已经有小贩在小摊上卖廉价的手工卷烟。然而，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即使战争爆发后，这个城市对干卷烟的需求仍然相当大。

在上海，1928年香烟已经基本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烟草。相比之下，北京烟草贸易仍然保持着卷烟和本地干烟的双重格局。这两种贸易有相似但相互排斥的贸易组织。

1931年，有60个地方烟草贸易协会，大约50个从事干烟草和鼻烟业务的非会员公司在该市经营。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约有530家大大小小的批发商出售烟草产品。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经济在几个重要方面与上海不同，这推迟了香烟的大规模消费。

首先，北京本身并不是香烟的工业产地。1905年成立的北京艾国纸烟厂(由光绪六年陈赓科状元黄思勇创办)和1906年成立的北京大象烟厂是两家早期的企业，仅经营了几年就倒闭了。北京有几家手工卷廉价烟的工厂，连烟头里剩下的烟草都有可能加工后再卖。直到1940年日本人建立了一个工厂，北京才出现了机械化的卷烟厂。在北京销售的所有机制香烟都是从国外进口或在上海、天津或汉口生产的。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来说，这显然提高了机制烟的价格。

其次，和上海相比，北京的居民普遍比较穷。在上海，工薪普通市民构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购买中档香烟。在北京，近四分之三的居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富人”包括超级富豪、城市专业人士、公务员、教授等文化精英，占总人口不到5%。1928年，国民党迁都南京后，许多构成北京富裕阶层的公务员离开了这座城市。自那以后，北京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注重底层。

由于缺乏工业和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北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体上较少，以购买非必需品，如香烟。

机制烟未能进入很多北京普通居民家中还有一个原因，与城市商业空的布局有关。在上海，出售工业品的零售店几乎遍布整个街区。相比之下，在北京，这类商品只在王府井、西单、前门等高档购物区销售。这三个地方的百货公司、商店和精品店是高端进口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商，它们位于市中心，离使馆区不远。

北京没有像上海那样的邻里烟纸店。烟草零售由专门的卷烟店和历史悠久的卷烟店分担。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这个城市出现了专门的香烟批发商和零售店，但由于较大的烟草公司通常与批发商签订独家合同，这些商店往往只销售一家公司的品牌。北京零售店数量少意味着北京消费者的选择通常要少得多。虽然北京和上海的有钱人可以买到同一品牌的香烟，但位于长三角的中资小厂生产的廉价香烟却无法提供给北京的底层消费者。许多小商贩在寺庙市场卖廉价香烟，这在大多数城市居民中很受欢迎。但这些香烟不是工厂生产的，有些可能是城市或郊区的作坊手工卷制的。天桥是天坛附近有名的跳蚤市场和受欢迎的娱乐区，那里有专门卖廉价香烟的商店和许多卖香烟的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