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国营口卷烟厂的员工设计生产了创新品牌“人民大会堂”香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卷烟厂生产的第一个听装品牌。

大会堂烟丝是马口铁压制的扁盒包装，分为十个和二十个规模。盒面印有人民大会堂正面图案，朱德委员长为“人民大会堂”题字。

香烟送到中南海后，毛、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或品尝过，评价不错。

1960年11月30日，“人民大会堂”香烟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注册证号为36989.

不知是否受“人民大会堂”受香烟知名度的影响，1961年，天津、北京烟厂分别设计“天安门”、“华表”两个高级烟草品牌。因为周总理早就有了“未来，中国和北京的历史标志建筑将不再作为产品商标”这两种烟被称为指示“六O”、“满天红”。已经注册的“大前门”、“中华”、“人民大会堂”香烟和“中华”牙膏不在其中。

转眼间，20年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卷烟行业发展迅速，新品牌层出不穷。随着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对外开放，“人民大会堂”卷烟应运而生；参观人民大会堂的人大多带着一两个会堂品牌的香烟出来。当时，长春、天津、上海、武汉和湛江有五家烟草厂生产这种香烟。这种香烟的销量曾经占据了北京的香烟市场，平等地分享了世界。由于商标意识不强，当时都没有注册。由于当时香烟蓬勃发展，计划经济还没有完全转向市场经济，其他香烟厂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潜在的危机。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过去的半年里，我接管了营口卷烟厂的商标设计。经过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处孙晓峰同志的多次业务往来，我的关系非常和谐。我经常谈论卷烟品牌混乱和不受控制的注册。

1981年7月底的一个星期六，孙晓峰请我在总局食堂吃包子，晚饭后陪我去中南海八三四一部队礼堂看八一建军节的文艺表演。北京的七月像火炉，三十多度的高温使人彻夜难眠。坐在有空调的大俱乐部里，我们心情很好，不经意间又谈到了商标话题。孙说：“最近，我们正在研究起草《商标管理条例》，为下一步制定《商标法》奠定基础。目前烟草行业商标最乱、最多，未来将大量压缩。全国注册卷烟商标近3000种。老梁，营口有1003种吧？”我回答：“116个重复注册，93个单一注册，64个牌号可以轮换生产。”孙说：“全国84家国有烟厂，近3000个品牌，营口占1000个，约三分之一，太多。”我说：“现在北京市场有五个品牌‘人民大会堂’，怎么办？”孙说：“未来设定时限，统一研究，指定生产。”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人民大会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不注册了吗？

听了我的介绍，孙晓峰让我第二天来总局。他检查了历史档案，并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可以节省这五家公司在未来的竞争。现在广州的第一家和第二家工厂也必须注册香烟。主任于家驹指示，北京大会堂的香烟混乱，暂时不注册。你赶紧回工厂，问工厂领导这个牌号是重新注册还是放弃。”

我连夜乘公共汽车回到工厂，得到了工厂领导的一致意见：立即注册甲级烤烟型，越快越好。第二天，我乘公共汽车抵达北京，将我的意见和原始注册证书提交给孙晓峰，作为拟注册的历史依据。当时，孙向主任请示，答复只在营口重新注册“人民大会堂”香烟。当天拍了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两张照片，当天回到沈阳交照相馆快速冲洗。然后将照片发给辽宁省装饰设计研究的退休设计师王世杰和郑佩孚，他们经常为营口烟厂设计盒皮。根据厂长的意见，每人设计一个商标。长期以来，字体与孙晓峰商定使用毛手书体。

一周后，设计草案完成了。厂长非常满意，并立即送到制版车间拍照和分色制版；我将原稿送工商局登记。整个过程在半月内完成。样品和注册申请将于8月中旬提交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整个注册和批准过程。

1981年9月18日，工商总局等级“人民大会堂”注册号为12295，烤烟型，A级(经批准日期正式后，总局每两三个月例会审批一次)。

后来，我的好朋友张树谭接手了工作变动和商标设计业务。一年后，他向我抱怨，“人民大会堂”的“堂”字，他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终于在北京档案馆毛的电文手稿中找到了，才算划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