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法国政府提高香烟价格，五分之一烟民从邻国购买”。报告显示，2017年，13.7%的法国烟民前往邻国购买，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6.4%。甚至在购买比例最高的大东方和上法国地区，近50%的烟民去了邻国。买烟。法国公共卫生部门表示，跨境烟草采购比例的增加与2017年至2018年法国烟草价格的上涨有直接关系。

2019年3月，法国烟草价格再次上调，每包香烟最低价格达到7.42欧元。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价格提高到10欧元。相比之下，周边国家的价格普遍低于法国，卢森堡平均每盒4.6欧元，西班牙4.52欧元，意大利4.76欧元，德国5.47欧元，比利时5.88欧元。这种价格差异使得在邻国购买香烟的法国人及其购买香烟的数量有可能继续增加。法国吸烟率下降的背后原因是邻国“外卖”提供香烟。

我们不应该嘲笑法国政府把事情过于简单化，而应该正视控烟本身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烟草课以重税始于16世纪初，当时烟草从南美传入欧洲，随后遍布全球，但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1595年，英国药剂师首次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控烟名义明确对烟草征收重税的国家。1604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发表《禁烟法》，将每磅烟草的税收从2便士提高到82便士，涨价40倍。

此后，为了加强控烟，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对烟草制品实行“以税控税”的重税政策。

根据我国的情况，烟草行业涉及的税种主要有烟叶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此外，由于我国烟草企业是烟草专卖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除了缴纳各种税收外，还需要缴纳国有资本收益和特别税后利润。按照向国家财税部门缴纳的全口径税款占烟草企业销售总额的比例计算，目前我国烟草综合税负高达66.8%。

根据世卫组织2017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全球平均卷烟税负为56.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5.1%，中等收入国家为54.6%，低收入国家为31.3%。也就是说，中国的烟草税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远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自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中国卷烟平均价格持续提高，从2006年的卷烟零售价5.1元提高到2018年的13.9元，年均增长8.3%。

可以说，我国的卷烟价格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的，是符合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

外界之所以一直叫嚣卷烟涨价，是基于控烟的推进，近期鼓励涨价的声音不绝于耳。要知道，当年詹姆斯一世物价大涨，政府突然大幅加税，导致走私猖獗，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消费需求没有减少，但政府税收却大量流失。不久，詹姆斯一世不得不改变政策，将每磅烟草的税收从82便士降低到12便士。结果，走私大大减少，政府税收迅速增加。

事实上，由于烟草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提高税收对增加政府收入的作用通常大于控制烟草消费。根据阿瑟·拉弗的拉弗曲线，香烟有一个合理的税负范围。当税率超过某一点时，它们就会进入“税收禁区”，无法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原因是当税率过高时，消费者会考虑停止或减少消费，或者转而购买不含税的非法香烟。

显然，价格上涨对控烟有积极作用——严格来说，对减少烟草消费有积极作用。两者呈正相关，但不是绝对成正比。以法国为例，2018年法国卷烟销量下降约9%，但通过购买电子烟等新型烟草产品和增加在周边国家购买卷烟的比例，实际效果被稀释了9%。就像高血压不能咸，但是因为噎着不能吃。基于控烟的考虑，涨价的时机、程度、节奏比涨价本身更关键。

这是一个关键点。提高烟草税，需要考虑促进控烟履约、确保财政收入等多种因素。

除了对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对控烟的帮助有限外，烟草制品价格上涨过快、过高，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短期内，基于消费成本的增加，消费者可能会选择低价烟甚至自制烟；长此以往，会迫使消费者从合法途径转向其他途径，比如在国外买烟，买走私烟，既保证了安全，又会进一步带来不必要的缺口和财政收入的损失。

更大的危害是，当消费者不得不转向低价产品时，极有可能给烟草制假售假以可乘之机，劣质和假冒卷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危害。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共查处价值5万元以上的走私假烟案件5201起，查获卷烟17.2万支、走私卷烟7.1万支、假冒卷烟机159台、非法烟丝1.5万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是粗暴地对他们说“不”。

这是另一个现实，一味提高烟草制品价格并不是最好的控烟手段。

也正因为如此——对待控烟的态度，包括通过涨价来推动控烟，从来就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怎么做得更好，怎么做得更有效的问题。法国的例子再次告诉我们，过度激化、片面化、极端化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会适得其反。当然，酒驾的减少离不开法律的严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公民素质的提高，酒文化的改变，驾驶的成熟都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